上面的9名大将中，在中下级军官里最有威望的是荒木和真崎，但统制派怎么会叫他们东山再起？本庄繁在“二二六兵变”后就被天皇轰走了。南次郎正当着朝鲜总督，而且属于被排斥的“宇垣派（统制派前身，成员包括：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畑俊六。宇垣派阀脱胎于长州阀却又没有长州阀那样严格的出身限制，因此也被称为“准长派”。）”，所以就不能考虑了。植田谦吉本来很合适，1932年就带着日军在上海打过，但他现在是关东军司令官，得提防着苏联，动不了。林铣十郎资历可以，但是前首相，一般情况下，可以因军功回去当首相，但前首相又上火线，没这个先例。杉山元是现任陆军大臣，也不能动。如此下来，只有两个人选比较合适：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和已退役的松井石根。但军部已有意调任寺内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帽子最后落在松井脑袋上。按照日本军中的惯例，司令官确定后，参谋将由司令官挑选。松井选他的老乡饭沼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爱知县人）为参谋长，随后又选了几个参谋，其中两个人我们认识：一个是“樱会”二号人物长勇，一个是曾来中国“旅行”的公平匡武。离开日本前，松井去拜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说两个师团兵力过于单薄，希望统领一支至少由5个师团组成的派遣军。
杉山说：那么多？
松井问：陆军大臣认为需要多少军队？
杉山想了想，说：当初永津课长说，我们的军舰一在大沽口露面，中国就会屈服，但现在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你先把两个师团带过去，如果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派。
后来，日军在上海被中队拖了3个月，坏就坏在逐步增兵上了。如果当初日本军部一次性地把5个以上的师团派过去，淞沪会战很难说会打3个月，那样的话留给南京政府往大后方转移的时间也就没那么多了。但你要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庸人坐高位，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日本那边有庸人，中国这边则出了汉奸。
前面说了，上海一出事，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作出这个决定，除了阻挡下游日舰威胁南京外，更主要的是截断停在武汉的5艘日舰和多艘商船的退路。没想到情报竟被日本人搞到了。
计划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参加这个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就是汪精卫，以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各战区的一把手。负责会议记录的，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大家都看出来了，事情就坏在黄的身上。
后来，因为汪精卫投敌，就把黄浚说成汪的秘书，其实这时候行政院院长的职务由蒋兼着的，而汪早就不担任此职了。
黄浚是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在北洋政府干事，北洋垮了后，又跑到南京混官场，一来二去，做到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高位。当时日本在南京铺了情报网，情报网直接由驻华大使馆领导，日本情报人员在南京政府各部门撒网，最后把黄浚捞了上来。跟黄浚一起被捞上来的，还有他儿子黄晟（在外交部工作）。亲手捞黄浚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所谓色诱黄家父子的美女间谍南造云子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
须磨10年前就来华了，在上海任公使馆一等秘书时，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开战前，他已在南京当了整整4年的总领事（回国后还曾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得到黄浚提供的情报后，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5期，广岛县人），就这样，谷本带着大小舰船，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
所谓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件事。这就是汉奸的力量（后黄家父子双双落网，南京陷落前，二人以汉奸罪被枪决）。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气得鼻子都歪了。
8月13日午夜，正在扬州机场值班的空军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一口宁波话，开始的时候，值班人员还没听清，最后才搞明白，打电话的人要他们立即出动飞机，带上炸弹，把正沿长江往上海逃的日本舰船全给炸了。
值班人员最后问了一句：您是哪位啊？
对方说：蒋中正！
就这样，空军随后出动18架“霍克式”驱逐机，各带500磅炸弹一枚，飞越江阴要塞，沿江寻觅日本舰船，但还是晚了，最后只在吴淞口以东白龙港找到一艘日舰。这艘日舰也就倒了霉，18架飞机轮番轰炸，没几分钟将其炸沉。
事已至此，一切就看张治中那边了。
鹰击长空
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多，孙元良第88师先头部队从宝山路东段摸到八字桥（1932年中日停火线）。
日本出兵的内阁会议是13日上午召开的，中午时上海这边得到消息，于是日本人的胆子大了起来，下午就派海军特别陆战队到宝山路布防，从宝山路西段向八字桥摸过来的是伊藤茂大尉指挥的第3大队。
中日两军摸着摸着，一抬头，发现了对方：打。
就这样，第88师的易瑾营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湖南大庸人），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但战斗只打了一会儿，因为双方都没领到正式进攻的命令，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步哨接触战。
南京给张治中的命令是8月14日发起总攻。如果在13日夜趁日本人防守不稳就打出去，也许成果要比后来看到的要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中国古代军人摸索出的经验，因为后方的大员们往往不能洞悉一线转瞬即变的战机，为了抢得先手，拿到最后的胜利，可以违抗上面的命令，这也算得上军中潜规则了。但张治中最后还是做了个老实的服从者。
8月13日就这样过去了，千等万等中，等来了1937年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在步兵还没发起攻击时，中国空军率先出动了。
3架轰炸机扑向日本人在虹口和汇山码头的阵地，另外8架轰炸机直扑黄浦江上的日舰！
在上海大战中，来自云中的英雄是最悲壮的。当时，跟黄埔军校并称双星的是笕桥航校（中央航空学校，设在杭州东郊笕桥小镇），到中日开战前培养飞行员500多人。每个学生毕业时，蒋介石都会参加毕业典礼，除了向学生颁发毕业证外，还赠送佩剑一把，剑两面都刻有字，一面刻着“国土未复”，另一面刻着“军人之耻”。
但中国没自己的航空工业，自己造不出飞机，手里就攥着进口的250多架飞机（不及日本的1/10）。这些飞机一部分是国民政府旧有的，一部分是从当时半独立的广东空军那里拿来的，最后一部分是蒋介石50岁寿辰时“化缘”化来的。
蒋介石生于1887年10月31日，天蝎座，1936年秋，虚岁满50岁。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中国空军又没什么力量，而军费主要向陆军倾斜，拿不出太多钱买飞机，蒋灵机一动，叫陈立夫牵头，搞了个“童军集款，献机祝寿，抵御外敌”计划。按这个计划，通过教育部，摊派性地叫学生和教师捐献祝寿金买飞机。
按陈立夫的设想，当时全国一共1400多个县，每个县捐出够买一架飞机的钱。蒋介石很高兴，虽然有点强制性的味道，自己也背点黑锅什么的，但这钱毕竟不是入自己的腰包，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后来，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不但教育口儿捐了不少钱，政府机关、各省军政首脑、上海金融界，乃至于南洋华侨，都纷纷捐款，最后拿到的钱，虽不够买1400架飞机，但买几百架还是没问题的，在开战前先向美国买了100架霍克式驱逐机（每机可携机枪两挺，250磅炸弹两枚，巡航时速达到280公里，续航后作战半径超过450公里）。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空军总指挥部，由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临海人）任总指挥，毛邦初（黄埔军校3期，浙江奉化人）任副总指挥。当时，中国这边，陆军将领自然不少，空军将领奇缺，周、毛二人还互相较劲。笕桥刚建立时，蒋介石兼着校长，干事的是副校长毛邦初。毛黄埔毕业后没多久，就搞空军这块，包括筹建笕桥，也算是牵头人了。而且，他还不是一般人，是浙江奉化人，看出来了吧，跟蒋介石有“瓜葛”：是蒋第一个妻子的侄子。1934年，蒋不兼任校长了，毛以为他这个副校长会接任，但没想到位子给了周至柔，此后校长又换了几任，毛一直当副手。后来，周又当上了航空委员会主任，成为空军的掌门人。
言归正传。此时，中国空军手里，除了霍克外，还有雪腊克、道格拉斯、诺斯罗普等型号的驱逐机、攻击机和轰炸机，主要是从美国购买的，从性能上说并不落后，但却是打一架少一架。所以，中国青年英雄们有一个想法：怎么在牺牲前给日机最大的杀伤。当时他们只有二十三四岁。
在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日军阵地和军舰后，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也升空了，9架扑向安徽广德机场，9架飞向杭州笕桥机场。每架飞机携2枚250公斤的炸弹。原定第一波攻击中国的是驻日本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和在上海外海马鞍群岛三艘航母上的海军航空队，但由于气象原因无法起飞。
8月14日午后，第一轮中日空战开始了。
发现日机后，中国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吉林青年高志航（法国航校毕业，吉林通化人）立即带队起飞迎敌，在杭州笕桥上空，你来我往，几分钟后，一架飞机拖着长烟掉了下去。
不是中国的！
中国人第一次击落日本战机，自高志航始！在随后十多分钟的激战中，又有两架日机被击落，击落第二架日机的是辽宁青年李桂丹（笕桥航校2期，辽宁新民人），中国这边人机无一伤亡！
日本人惊了。
中国人也惊了。
中日空军首次接战，日本人完败。蒋介石异常兴奋，问第一架日机是不是高志航打下来的？
高志航早年在东北军航空队服役，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到笕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导致当时南方这边歧视东北人，航校的很多学员认为高是个间谍。那段时间，高志航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就是在笕桥这段时间，高苦练飞行技能，到中日开战前，已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员里技术最好的。蒋介石五十寿辰时，中国空军助兴表演，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叫蒋介石为之大声叫好，随后立即接见了高，并把自己的专机“天窗号”奖给他。
上海开战前，高志航本来率第4大队飞向山西，支援华北作战，但到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得到命令，紧急返回笕桥待命，后来很多人说是高杀敌心切，自己飞回来的，其实并不准确。此时，在华东的第5大队驻扬州机场，第3大队驻句容机场。
现在，在高空把日本人打蒙了，日本人嘀咕：不会是苏联人帮中国空军来了吧？或者是美国人？总之他们不相信这一切。转天一早，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轰炸机由29架驱逐机护航，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队再次击落日机3架，6：0！随后反追日机至曹娥江，又打下来2架，四川青年乐以琴（笕桥航校3期，四川芦山人）一战成名，驾驶2204号霍克战斗机的他，在杭州创造了一人击落5架敌机的纪录。与乐以琴保持同样纪录的，还有驾驶2401号战机的辽宁青年刘粹刚（笕桥航校2期，辽宁昌图人）。
除此之外，毛赢初（毛邦初之弟）、王荫华、吕基淳、董明德、梁添成（马来西亚归侨）等人分别击落2架敌机，击落1架敌机的更是大有人在。
从杭州到南京，云中的日子，中日空军展开激战。
此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北青年沈崇诲（笕桥航校3期，湖北武汉人），正驾驶着轰炸机从安徽广德机场升空，在没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冒险而进，去袭击黄浦江上的日舰。但到长江口时，座机出现故障，危急中，沈崇诲绕向浦东，想叫同机的陈锡纯（笕桥航校5期，湖南望城人）跳伞到中队的阵地，自己驾机直撞日舰，但被陈拒绝。就这样，沈崇诲和陈锡纯同机穿过日军的高射火力网，猛然撞向日舰。那天是1937年8月18日。
沈崇诲殉国前两天，辽宁青年阎海文（笕桥航校6期，辽宁北镇人）在驾机轰炸日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楼顶上的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落到了日军阵地。日军特别想生俘一个中国飞行员，看看重创他们空军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阎海文一落地，鬼子就包围上来。阎海文手里握着手枪两把，盯着由远而近的日军，连打三枪，前面两个日军倒下。日军指挥官有意捉活的，所以士兵仍没开枪。你不打，好，我打，阎海文又是两枪，又报销了两个日军。
最后的子弹，阎海文留给了自己。
几天前，高志航被蒋介石惊为神人。
但实际上哪有神人，有的只是长空中一个个普通的中国青年誓死报国的情怀而已。沈崇诲、陈锡纯、阎海文之后，为国捐躯的还有：梁鸿云（笕桥航校3期，山东栖霞人）、任云阁（笕桥航校6期，河北文安人）、谭文（笕桥航校3期，山东海阳人）、刘粹刚（10月殉国于山西）、高志航（11月殉国于河南周家口）、乐以琴（12月战死于南京）、李桂丹（转年战死于武汉）……
中国空军决死报国时，8月14日下午3点整，在张治中指挥下，中队全线攻击开始了。攻击前，张治中在通电里说：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海战）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
左边王敬久第87师主攻杨树浦，依次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海军俱乐部、海军操场一线推进；右面孙元良第88师主攻虹口，依次向八字桥、坟山、法学院、虹口公园一线推进。很快，钟松独立第20旅和两个炮兵团也加入战斗。
一时间，整个上海市区枪声密集，炮火连天。
从8月12日中队开到上海，到8月23日日本增援陆军登陆，最初的上海战，从作战审美角度看，是颇具看头的。开战前，先有“虹桥事件”，中日剑拔弩张，斗智斗勇；事件发生后，中国这边想先发制人，日本那边外弛内紧，固守待援。交火前一天，第87师和第88师几乎把所有连、营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化装侦察。到13日，两边都在进行火力搜索，小战一场。到14日全面开战后，复杂多变的街市战远比枯燥的阵地有意思，一时间，不仅上海的街道上，就是房顶之间也被架了梯子，市民坐在院子的天井里，一抬头，就会发现有中国士兵从这边的房顶越到那边的房顶，飞檐走壁般逐屋向日军据点推进。
此战还有一点极为特殊：上海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市区又有多国租界地，不仅街区复杂，而且居民复杂，欧美人众多，所以中日双方打起来后，一方面打得极为激烈，另一方面打得又小心翼翼，因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打出一个国际事件。
再有一点，那时候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整个上海街市战，实际上已经被现场直播了。当时的一大景致是：在租界的小洋楼上，西方人和有条件的上海市民坐在阳台上，一边翻着最新介绍战况的报纸，一边眺望着不远处中日军队厮杀的情形。